京津冀一體化近期醞釀啟動,北京計劃改變過去“人口準入”的思路,向周邊城市分流部分行政事業單位和生產型企業,以控制城市規模。
  像北京這樣,通過主城的去功能化治理城市病,國內不少大城市在積極嘗試,上海、廣州、深圳等都在郊區佈局了眾多衛星城,但並未達到預期效果。而以南京為例,2002年就提出“一疏散三集中”:疏散老城的人口和功能,使建設向新區集中,工業向園區集中,高校向大學城集中。可2013年統計顯示,由於人口絕對量增長(從550多萬增加到818萬),主城人口一直是增加的。其中新鼓樓區和新秦淮區的人口密度分別高居全國第五和第七,和北京西城區、東城區相當。問題出在哪呢?
  “雖然疏散效果不盡如人意,但大方向是對的。”主持過多輪南京總規修編的南工大教授蔣伶介紹說,“一疏散三集中”實施十多年來,南京數十所高校、幾十萬師生搬遷到大學城,生產型企業被趕出了城區,20多家委辦局遷往河西——“如果不是這些措施,南京城還不知道會擁擠成怎樣!”
  不過專家也坦言,就支持新城發育而言,南京老城的功能疏散做得還不夠。“雖然人口、就業疏散了,但優質公共服務並未跟著出去,大醫院、名學校、大商場扎堆老城,主城還是負荷過重。”日前舉行的南京區域城市化咨詢會上,省發改委副主任趙芝明點評道,一條廣州路集中了人民醫院、兒童醫院、腦科醫院這些全省一流的大醫院,各家都在原址擴建,攤子越鋪越大,不但全南京的老百姓過來看病,還吸引大批外地民眾,整條路停車難、道路堵、交通惡化。“這些優質醫療資源為何不能分流,在新城設立分院?這樣不但發展了新城,也給主城減負。早在20多年前有關方面就提議人民醫院外遷,為什麼實施不下去呢?”
  不只優質配套不願“走”出去,已疏散的企業、院校,在城區也未能完全“去功能化”。蔣伶介紹,企業、高校的生產、教學功能撤出去了,但這些單位對主城還是“戀戀不捨”,下轉A3版
  上接A1版 因為老城的地塊值錢啊。所以所謂的“退二進三”、盤活資源,騰挪置換的不是商業、辦公就是居住,而且為了平衡資金、增加收益,原來疏朗的廠區往往高密度開發,常常是“拆一還三”甚至“拆一建五”。規劃部門統計顯示,老城的開發強度反而高了。如新模範馬路高校搬遷後,準備拆掉圍牆建設400萬平方米商務研發大樓,一測算,師生出去了5萬人,新載體卻要吸納20萬人,交通根本吃不消,所以給規劃否決了。
  就業、消費、公共服務等在老城高度集中,新城卻還是嗷嗷待哺,這樣的落差造成老城交通、環境告急,而新城發育遲滯。因此雖然仙林、江寧的基礎設施水平很高,生態、綠化、市政建設比城區好,但居民還是兩頭奔,這從雙龍大道、玄武大道等主城新區間越來越堵的快速路可見一斑。
  這樣的“雙城記”不只在南京上演,國內大城市都很常見。“戶籍控制不了人口流動,人是跟著資源走的。”省政府參事室主任宋林飛認為,給大城市消腫、瘦身,出路還是公共資源的均衡配置。老城做減法,新城做加法,必須互動起來。但這樣的“增減掛鉤”,需要政府統籌佈局、整體推動。眼下企業、學校不願“拓荒”新城,以及企業、院校搬遷後老城開發“變本加厲”,都是各單位的“小算盤”,影響了城市的整體利益。
  “給大城市消腫,既要去功能化,又要去市場化,置換開發要服從城市整體利益、整體規劃。”蔣伶認為,對老城來說,亟需的養老、綠地、幼兒園、停車等公益設施,只能通過空間置換來填補,而新城的醫院、學校、商業設施,一開始也不會有多少人氣和效益,但這些功能轉換是城市發展必須的。所以老城改造和新城建設不應計較“一城一地”的得失,不能因為謀求地塊平衡、短期利益,影響了城市脫困求變的大局。“只有主城真正消腫,而新城發育起來,主城、副城、新城分工協作,城市整體的競爭力才會體現,價值才會彰顯——到那時,各單位搬遷、功能調整中的小損失,城市怎會補償不起?”
  本報記者 顧巍鐘  (原標題:大城市消腫何以“越消越腫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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